那年头，同性恋也不算什么稀奇事了。同学恍然大悟，互相寒暄了几句之后，我们相互错开继续赶路了。
柳江的脸闷在围巾里，好一会才抬起来，他对我说：“你从来没这么叫过我。”
“是吗？”我急着上地铁暖身子，“那以后多叫。”
我对那一天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，只记得楼之间风口处的烈风吹得人脸皮发痒，直到很多年之后回头看，我才发觉那是我离幸福的具象化最近的一天。
距那以后过了一年，柳江还在连城北京两地跑，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在跑音乐现场，见我倒是其次。
或者说，他已经不需要用重复见我来确认彼此的心意了。
一年以后的某天夜里，我忽然收到了他的电话。
三个月前，柳江终止了他所有的活动，因为奶奶摔倒了，前往医院检查时，医生告知老人的身体状况不佳，需要住院。
三个月时间里，她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。柳江在面对她时总是笑容满面的，会在病房里弹吉他给她听，但在离开医院后，会停在公交车站旁发呆。
我之所以知道，是因为我不请自来地回去过一趟。
医院门口的公交车站牌下，他低着头坐在长椅上，连我站在他旁边三米远的地方都没发现。
猛地看到我之后，他先是一愣，接着嘴角直接向下去了。
他非常无措。
即使是个在生活里显得自洽的选手，面对生死依旧无比茫然。
他对我说过：“如果奶奶不在了，那我最重要的人就只剩下你一个了。”
所以在接到那通电话以前，我一直在做准备，我搜索了许多帮助朋友脱离亲人逝去阴影的资料，也询问过身边的人。
但面对着深夜话筒里的抽噎，我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
后来回想起来，我感觉我也不需要什么安慰的话语，只要柳江知道我在就足够了。
他只需要我在。
所以我也知道，如果我能在身边陪伴着他，他一定会更加安心。
那时，我家的经济状况已经开始逐渐转好了，父母甚至给我计划着再买一套二手别墅。
我的主观意愿是用不着，毕竟我不会结婚，和柳江住又能需要多大地方呢？
只是关于柳江的事我一直没有鼓起勇气跟他们讲，我听他们俩兴致勃勃地讨论，只顾低头扒饭。
当时我已经入职现在的公司快一年了，顶头上司出了名的严苛，尤其对实习生，有传言说他除了病假一律不给。
我亲自去请假的时候，他倒是没有传言里那么凶恶，只是一动不动盯着我的脸，连续问了三遍姓名和工号——好在最后还是把假准了。